沈尧伊《转折——遵义会议》油画。
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转折”首先彰显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充分肯定。
“此次会议成效显著，恩来同志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三位杰出人物中，周恩来以其悠久的军事生涯和丰富的指挥经验脱颖而出。1924年秋，周恩来肩负使命，从莫斯科返回祖国，随后相继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常务委员，并肩负军事部部长的重任。在五届一中全会上，他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紧接着又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先后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1931年12月，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红军长征前夕，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应运而生，成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回顾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史，红军官兵普遍对三人团，尤其是对李德和博古的信心动摇。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部队的指挥实际上落在了周恩来肩上”。（见《周恩来传 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81页）
在这段历史画卷中，周恩来虽长期投身军事领域，然而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深入理解，却是在他告别城市，投身农村之后，逐步构筑而成的。
1931年9月下半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2月底，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成员有毛泽东、朱德等人。此前四年，周恩来一直在白区从事地下斗争（其间两次去苏联）。因此，他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有限，对毛泽东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了解也有限。但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的情况看，周恩来显然已经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性。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他要考虑如何贯彻当时的“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但在实践中，他又亲身体会到“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因此，当宁都会议把斗争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并提出把毛召回后方免除军事指挥权的时候，周恩来仍然坚持提议把毛泽东留在前方。虽然毛泽东还是回到了后方，但周恩来对毛泽东还是很尊重的。毛泽东调回后方后，新成立的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在后来的日子里，李德、博古和周恩来实际掌握了军事指挥权，朱德难起作用。连红军决定长征这样的大事，朱德都没有参与。
因此，若欲使红军摆脱当前的困境，军事策略上亟需进行重大调整。概括而言，自湘江战役以来，核心问题在于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是否能够明智地“退位让贤”，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积极作用。
历经宁都会议后的连串战事挫折，周恩来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理解日渐深刻。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红军广大指战员对李德等人所怀有的不满情绪。基于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革命亟需一位如毛泽东般的“帅才”。这或许正是他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均采纳毛泽东意见的主要原因。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一次坦诚的交流。周恩来表示，我们党必须选拔一位精通农村革命的人担任统帅。尽管我长期从事军事工作，但我深知自己的局限性。你虽然才华横溢，却对军事知之甚少，难以胜任领兵作战。我们都是具体业务工作者，并不适合担任领袖或统帅。毛泽东精通农民运动，通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非常适合应对当前的战争形势，他是一位极具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之后，他虽离开军队，但红一方面军却离不开他。自长征开始，我便设法让他重返军事领导岗位。我坚信，凭借他的才能，必能带领红军走出困境。周恩来还强调，担任“书记”的人选并不关键，重要的是谁掌握军权，谁能够领导军队打好仗。唯有在战争中持续赢得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战的史诗》问世，这是全球首部以长征为主题的英文学术专著，其学术价值之高，堪称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时至今日，这部作品中的材料与观点仍被众多国内外学者引用和研究。
尽管本书暂未推出中文译本，然而作者后续出版的《周恩来传》亦颇具影响力。书中对遵义会议前后局势的剖析，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一历史过程。
“总之，尽管周恩来对毛泽东持有不少看法，但他仍旧被这位传统而又充满魅力的领袖所折服。这一点无可置疑。或许，农村根据地的艰苦岁月已使周恩来在天津、巴黎、上海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城市化的理念逐渐钝化。”（参见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在遵义会议上，朱德同志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决策，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及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说不尽的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第527页）1976年元旦，病入膏肓的周恩来在半梦半醒之间隐约听闻广播，得知是发布了毛泽东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与《鸟儿问答》。他急忙吩咐秘书找来当天的《人民日报》为他朗读，此后亦多次要求工作人员为他朗读。这两首词伴随他走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六会四渡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以及苟坝会议。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夺回了军事决策的话语权；而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重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建议，从而确保了四渡赤水战役的圆满结束。
◆黎平会议旧址。
在1934年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上，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一致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调整建议，该建议主张将军事行动的方向由湘西转向黔川。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与会的大多数成员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正确观点，并正式确立向贵州方向转移兵力的战略决策。
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实质上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从而标志着“三人团”军事指挥权的实质性终结。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同志再度重返党的领导核心，重掌党和红军的指挥权。
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至9日）：旨在深入贯彻遵义会议的方针精神，探讨并确定我军后续的战略进军方向。
在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举行的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组建新三人团的建议，以全权负责军事指挥，此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并顺利通过。
显而易见，这六次会议中，毛泽东的主张均得到了党中央多数成员的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更是贯穿了整个会议的主导。然而，仅仅依靠会议的讨论与决策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实践的验证，尤其是实战的检验。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成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击碎了蒋介石在川黔滇边境围歼红军的企图，实现了战略转移的关键性胜利，这一成就“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遗址时，谈及四渡赤水，感慨地说：“毛主席用兵如神，堪称运动战的楷模。”
◆《通道会议》（木刻画）。
无疑，四渡赤水之路是一条充满曲折与挑战的艰难旅程，其中遍布着无数“急流险滩”。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下，红军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实现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当遭遇挫折，毛泽东总能巧妙地将被动转化为主动，灵活应对，尽管战略目标多次调整，但他始终坚定地把握住了战略方向。
四渡赤水的战役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华，这不仅体现了他善于吸纳他人之见，还凸显了他对敌情的精准分析——无论是对直接情报的解读，还是从各方收集信息的整合，更彰显了他将经验转化为主动的策略智慧。尤为关键的是，他坚定不移地坚守战略目标，致力于向川黔滇地区推进，而非考虑与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会合的可能性。
“土城一役，虽战局初显不利，但凭借及时渡过赤水，成功摆脱了追兵，扭转了被动局势。部队果断转为轻装简行，卸下了沉重物资的负担，行动更为灵活，更便于执行运动战和游击战。”
土城之战的失利，直接促成了扎西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该文件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明确指出：“为确保胜利，我们务必抓住有利时机与地域，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决抵制那种缺乏胜利信心的冒险战斗。因此，红军需频繁转移作战区域，时而东进，时而西行，时而走大路，时而走小径，时而循旧路，时而辟新途，其根本目的在于寻求有利时机，以赢得战斗的胜利。”在随后进行的二渡赤水战役中，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为辉煌的胜利——遵义大捷。这一胜利，标志着毛泽东同志“用兵如神”的军事才能得到了首次充分展现。
在苟坝会议的第二个关键时刻，毛泽东独自坚决反对对打鼓新场的进攻。尽管与会者中二十余人均倾向于采取攻势，毛泽东仍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自己的职务。然而，在当夜，毛泽东成功地说服了周恩来，随后周恩来召集中央领导层再次召开会议，并最终决定撤销对打鼓新场的进攻计划。紧接着，毛泽东提议组建一个新的军事指挥团队，由他本人、周恩来以及王稼祥共同担任要职，这一团队被后人称为“新三人团”。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前一天的会议中显得孤立无援，而到了第二天，却赢得了众人的信任与支持。
◆苟坝会议旧址。
长年累月，众多学者致力于探究毛泽东如何成功地说服周恩来，以及周恩来又是如何被说服的过程。其中，情报在其中的作用成为了研究的一个焦点。近年来，甚至有观点走向极端，提出情报在四渡赤水的胜利、红军长征的胜利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讨论这一议题时，戴镜元，当时负责无线电情报工作的人员，常常被提及。戴镜元于2008年离世，生前留下了回忆录，并接受了多次采访。这些资料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情报的作用，更深刻揭示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
“自那时起，我便意识到机要工作虽是一柄利器，但若无英明领袖的驾驭，其作用恐难以充分发挥。”“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指挥官不仅需有坚定的决心，还需掌握及时精准的情报。缺乏及时准确的情报，决策难以正确；而仅有精准情报，若无英明领袖，情报亦难发挥其效。‘毛主席用兵如神’，这‘神’之所在，正是源于其正确的战略指导、指战员的英勇善战、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以及情况的清晰把握，这才使得毛主席能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红军无往不胜，不断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了反复验证。”
戴镜元的论述无疑是清晰地阐述了情报在决策中的关键作用。回顾2005年6月22日的采访，戴镜元曾言：“在苟坝会议上，与会者二十余人几乎众口一词，一致支持集中主力部队进攻打鼓新场。唯有毛泽东持不同意见。尽管毛泽东竭力陈词，依据军委二局、三局提供的情报，细致剖析敌我双方的实力及动态，阐述其反对的论据，但鉴于众人急于求战求胜的心态，最终仍决定发动攻击。”当晚11时，情报部门获取了黔、川、滇三地敌军动向的最新情报，与毛泽东的判断完全吻合。这段回忆表明，面对相同的情报，毛泽东的分析独到而鲜明，迥异于他人，且事后证明其判断的正确性。“若非毛泽东当夜挺身而出，历史的走向或许将截然不同。”（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页）
“新三人团”组建之初，首度交锋即在鲁班场展开。此役，红军虽未能取胜，甚至可以说遭遇了败绩。对于这场战斗的评说，普遍观点认为，在当时形势下，红军实属无奈之举。尽管红军所受损失略重于国民党军，但从战略层面来看，红军成功争取了先机。
◆扎西会议旧址。
若进一步拓宽视野，便会发现四渡赤水的关键转折点实际上出现在鲁班场的败绩之后。这一转折的显著标志，一方面是三渡赤水导致的蒋介石的致命误判；另一方面则是毛泽东下定决心进行第四次渡赤水时，将其视为红军化险为夷的至关重要的军事举措。
蒋介石认为，红军在鲁班场遭遇败绩后，三渡赤水之举不过是一场溃逃。据此，他断定红军的战斗力已大幅削弱，未来将不得不分散为游击战。他主张采取在江西实施过的“围剿”策略，以期一举将红军彻底消灭。他紧急电令各路部队加紧修筑碉堡和道路，收紧包围圈。他甚至宣称，若红军再不能被剿灭，“有何面目再立足于这世间！”
“严重紧急关头”“限时迅速渡毕”“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保秘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如若渡河有任何不顺，将给红军带来‘最大危险’！”换言之，若渡河顺利，则意味着红军的最大危险已成功化解。
第四次横渡赤水河，堪称毛泽东“用兵如神”之术的第三大、亦是最为显著的光辉篇章。历史业已证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这一成就不仅赢得了党内、军内的广泛赞誉，更令国民党方面不禁仰慕，自叹弗如。
余绪：在外国学者眼中，遵义会议及其对毛泽东崛起的影响
自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以来，有关毛泽东的研究文献便如泉涌，持续至今。全球各大主要国家中，涌现出了众多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和专家。国际间已出版了数百部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作品，其中绝大多数对毛泽东的评价较为客观，甚至持正面态度。在这些作品中，遵义会议及其与毛泽东崛起的紧密联系是不可或缺的内容。阅读这些篇章，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遵义会议与毛泽东事业发展的内在关联。
美国知名学者施拉姆，长期专注于毛泽东研究，他在著作《毛泽东》中记载道：“193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决策最终使毛泽东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研究毛泽东的西方学者和专家都将施拉姆的作品视为核心参考资料，频繁引用其观点与资料。
同为美国人的知名学者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是西方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中最被推崇、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这部《毛泽东传》有这样的内容：“毛泽东在遵义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他转变了形势，压倒了28个布尔什维克，并重新定义了长征。”“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一直以来，他都是对的，我们应该听他的。’周恩来谈到毛泽东时说。他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并敦促让毛泽东来领导。”
前面提到的《周恩来传》的作者威尔逊，也出版了一本《毛泽东传》（原名《历史巨人——毛泽东》）。此书被认为是全球毛泽东研究领域里最权威、最畅销的作品之一。书中写道：“遵义会议的一些与会者之所以会考虑在非常时期转向毛，希望毛出来领导，是有实际原因的。”“他们需要一个来自人民之中的人，一个天才的农民领袖来领导。”
对长征时期的毛泽东描述得最有历史感的应该是英国著名记者和传记作家肖特。他六年两度重走红军长征路，收集满满10大箱文件和资料，采访许多与毛泽东交往过的当事人，最后写成了近70万字的《毛泽东传》。此书以研究充分、富有细节、文笔流畅而取胜，出版后便在有关研究领域引起轰动，并被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誉为“大红宝书”。关于遵义会议，肖特写道：“1935年1月红军逗留在遵义，由于毛的同僚认识到，毛一直是对的，而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博古、周恩来和李德）一直都是错的，因而他首次在党的领导中取得优势的地位。”“由于一切别的指望都已破灭，他们只得转向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肖特笔下的四渡赤水：“毛进行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机动战表演，穿梭于云贵两省之间，使追兵如坠五里雾中，蒋介石的谋士们茫然不知所措，连毛本人的将领们也感到大惑不解。”“在上海，《中国周报》承认：‘赤匪中颇多谋略之士，否认这一点再愚蠢不过。’一名国民党的警备司令一针见血地说：‘他们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
肖特在文中专辟一段，详述了苟坝会议之后召开的会理会议。在描述了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对林彪等人进行严厉批评的场景后，他进一步阐述道：“然而，正当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他仍展现出宽广的胸怀。会理会议的目标，旨在统一全党思想，将军事指挥权集中于自己手中……而另一方则不得不承认，毛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正确，而他们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会理会议之后，军团指挥员们以及随同方面军行动的党的领导人们，均不再对毛的战略判断或领导权提出质疑。”
“会理会议对错误意见进行了批判，实现了认识的统一，维护了团结，并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及中共中央中的领导地位。”
1999年出版的肖特的《毛泽东传》和2016年出版的王新生的《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对会理会议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即毛泽东的崛起在遵义，巩固在会理。
“它蕴含着重新布局长征战略的深远含义，以及胸怀抱负的无限遐想。”
015年8月，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俄罗斯学者潘佐夫著的《毛泽东传》中文版出版。学界对此书评价甚高，称是在此类书“汗牛充栋”的情况下的“突围”之作。此书同样引用了《忆秦娥·娄山关》，并写道：“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其领导地位。”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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